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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支霹雳舞中国国家队名单出炉******

　　中新社北京1月9日电霹雳舞中国国家队选拔赛8日在国家极限运动溧水训练基地结束，8名选手(4男4女)组成首支霹雳舞中国国家队。

　　商小宇、亓祥宇、张鑫杰、于子昂成为国家队男队队员，刘清漪、曾莹莹、郑子妍、彭莹成为国家队女队队员。据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以往中国选手参加国际赛事，多采用集训队或外赛外训队的名称，此次组建的是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霹雳舞队。

　　8名队员中，商小宇、亓祥宇、刘清漪和曾莹莹曾在2022年跟随国家霹雳舞外赛外训队在欧洲进行了数月集训和比赛。其中刘清漪曾摘得第十四届全运会女子霹雳舞比赛冠军，数次在国际街舞比赛中夺冠，并在2022年10月的韩国霹雳舞世锦赛上摘得一银。

　　此前，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公布了《巴黎奥运会及杭州亚运会霹雳舞国家队选拔办法》，霹雳舞国家队男女组各选择4名队员，每组正编3人、替补1人。共组织两场选拔赛，综合两场比赛分数，选拔前4名进入国家队。首场选拔赛已于去年12月下旬在上海举行。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副主任、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会长尹国臣表示，今年的世锦赛和亚运会是直通赛，中国选手特别是女子选手，将力争在这两个比赛中拿到一个直通名额。此外在今年积分赛上，国家队中4名队员将形成队内竞争，每次积分赛后，成绩排在末位的运动员(如未进16强)将在下一场积分赛被第4名替补替换，以此来促进队员们不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实现奥运参赛目标。

　　作为奥运新增项目，巴黎奥运会霹雳舞项目分男、女组别，各有16个参赛名额，除了直通巴黎6个名额外，国际奥委会将根据积分赛积分排名等办法选择男女各40人进入资格赛，并于2024年3月至6月组织奥运会三场资格赛，决出其余10个名额。(完)

涉疫刑事案件办理调整后，还有哪些法律问题待明确？******

　　中新网北京1月9日电(韦香惠)我国对新冠病毒感染已正式实施“乙类乙管”。7日，最高法、最高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关于适应新阶段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依法妥善办理相关刑事案件的通知》，对涉疫刑事案件办理调整进一步细化。有关专家表示，这更有利于符合新规所代表的现时的社会评价，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

1月8日，中国边境城市——广西东兴活力逐渐恢复翟李强摄

　　这些人可解除羁押

　　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海关总署联合出台《关于适应新阶段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依法妥善办理相关刑事案件的通知》(下称《通知》)。

　　《通知》明确，自2023年1月8日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不再纳入检疫传染病管理之日起，对违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预防、控制措施和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的行为，不再以刑法第三百三十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第三百三十二条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定罪处罚。

　　目前正在办理的相关案件，依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及时妥善处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被羁押状态的，各办案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解除羁押强制措施；涉案财物被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依法及时解除。

　　《通知》强调，要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侵犯医务人员人身安全、扰乱正常医疗秩序和严重妨害养老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重点机构防控秩序，对涉疫药品、检测试剂等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哄抬物价等危害严重、性质恶劣等犯罪行为，依法从严惩治，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对涉疫轻微刑事案件，重在疏导和化解矛盾，统筹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把注重溯源治理、恢复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融入司法办案。

1月7日晚，上海浦东国际机场T2航站楼国际到达层连夜拆除入境旅客闭环转运防疫围挡殷立勤摄

　　专家：刑法适用的基本原则是从旧兼从轻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郑戈向中新网介绍，刑法适用的基本原则是“从旧兼从轻”。

　　郑戈解释，从旧兼从轻原则是刑法和行政处罚法等涉及禁止和处罚某些行为的法律领域所通用的法律适用原则，从旧原则所贯彻的是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理念，如果某种行为是被行为发生后的新法规定为具有可罚性，则应当按照行为时的旧法不予处罚；从轻原则是对从旧原则的补充，如果行为发生时的旧法规定该行为违法并应予处罚，但新法免除了该行为的处罚或规定了较轻的处罚，则适用新法。

　　“涉疫刑事案件办理调整是新法轻于旧法时，从轻原则适用的进一步体现。”他说。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岳认为，“乙类乙管”的实施，意味着刑法随着行政前置法的修改而对涉及新冠感染的行为的法律认定发生了变化。

　　王岳表示，《通知》对相关人员的解除羁押更符合处罚与违法行为相适应的原则，更有利于符合新规所代表的现时的社会评价，实现判决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他向中新网解释，其中的法理在于，对于新冠病毒感染的乙类甲管措施已经实际解除，且“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在这一背景之下，人们刻意违反新冠防疫规定的现实可能性和危险性都已经下降，原有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行为已经不足以构成对社会秩序以及公众健康这两个法益的威胁，法律对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已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