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所未有的考验—浅谈中新社在汶川大地震中的图片报道******
宗金柱
一场建国以来等级最高的大地震,把巨大的灾难降临在毫无准备的数百万民众身上,也把毫无准备的我们引入一场规模空前的新闻大战中,说毫无准备其实并不完全属实,中新社摄影部在四年前就专门成立了一个突发事件报道组,以应对近年越来越频繁发生的突发事件,四年来的报道经历曾经使我们过早地得出一个结论:以目前的准备,我们已足以驾轻就熟地应对中国境内发生的任何突发事件。然而,汶川大地震使我们经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从图片报道取得的成绩来看,虽然总体上赢得了胜利,但我们赢得并不轻松。尘埃落定之后,我们理应做一个回顾:我们是如何组织策划这次特大突发事件报道的?其中有什么规律可循?我们从中获得了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倾全力于一隅
汶川地震的破坏规模之巨大、影响范围之广泛、持续时间之漫长、地域灾情之特殊,都是前所未有的。与之相应,中新社领导层审时度势,在整个战役报道中投入的人力物力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图片报道上更是倾全力于一隅。
5月12日下午地震发生后,根据社委会的指示,摄影部立即成立了由王瑶副总编和宗金柱、任海霞组成的图片报道应急指挥小组,具体负责统筹协调前后方的图片报道事宜。当务之急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投入足够的报道力量,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对摄影记者来说,到达现场就意味着成功的一半甚至更多。
在地震发生地,四川分社和重庆分社的摄影记者已在第一时间出动,冒着余震的危险发回首批反映成都及附近地区灾情的照片。但分社的人手远远不够,需要更多的摄影记者前往支援,而且,重中之重是尽快把记者派到灾情最严重的地区。
然而,总社摄影部却面临着一个困难:部门所有14名摄影记者中,有9人正在外地出差,在京的摄影记者又大都是女性,而且各有采访任务在身,只有一人——恰好是曾经采访过丽江大地震的邹宪——可以立刻动身前往地震灾区。经过短暂而紧张的准备,他和《中国新闻周刊》的摄影记者刘震一起出发了。随后,其他在京记者也被动员起来,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出差在外的总社摄影记者和国内各分社的摄影记者也得到了消息,纷纷打来电话请战。
第二个从远道赶往四川的是广东分社摄影记者陈文,他在地震第二天上午跟随一架运送救灾物资的飞机飞往灾区,出发前主动打电话向总社报告行程,摄影部当即指示其留在成都,加入刚刚成立的前方地震报道组。接着,刚刚从美国分社调回总社的老摄影记者贾国荣从北京出发了,刚刚在珠峰完成奥运火炬传递报道任务的年轻摄影记者盛佳鹏从拉萨出发了……
13日,摄影记者邹宪、郭晋嘉抵达被地震夷平的北川县城,在通讯中断的情况下,设法发回首批反映重灾惨况、部队救援、温总理视察的照片;另一名摄影记者刘震正与同行的文字记者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在泥石流频发的山路上徒步赶往汶川;同时,总社摄影部与一名军方通讯员取得联系,以国内媒体中最快的速度发来空降兵在汶川准备实施空降的照片。15日上午,长时间与总社和前方指挥部失去联系的两名摄影记者先后从空中和陆路到达核心灾区——汶川县城和映秀镇,他们成为全国新闻媒体中最早赶赴震中灾区的摄影记者之一。
随后,更多的摄影记者从总社和分社赶来。在不长的时间内,我社迅速集中了15名摄影记者,多批次开往汶川、北川、都江堰、绵阳、绵竹、卧龙、青川、理县等重灾区,不断拓宽报道规模,深化报道主题。
在社领导的统筹安排下,我社在摄影采访力量的投入上充分把握报道节奏,采取了先重后轻、逐次投入、轮番上阵的办法,既注意集中力量,又没有一下子把力道用尽,从而保证了报道的持续高效。在分批轮换中,全社的男性摄影记者几乎全部轮战一遍;王瑶副总编和郭晋嘉则是全国媒体中到灾区采访的少数女摄影记者之一。面对残酷的灾情和万分艰苦的采访,他们以实际行动表现出忘我的职业精神和献身精神。
我们不会忘记,本社的文字记者在采写大量文字稿件的同时,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拍摄了大量的现场照片,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摄影通讯员和签约摄影师,也是我社抗震救灾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关键时刻成为一支有力的支援队伍。
六个和一百个
无论从报道规模还是报道方式来说,中新社在汶川大地震中的作为皆可称得上一场全方位的立体作战,国内外各分社都直接或间接地投身其中,发稿数量创下空前的历史记录。据统计,在地震发生后的几周内,全社所发相关图片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导致高峰时的单日发稿量达到平时的8倍以上。每天向总社摄影部上传图片稿件的,除了100多名本社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之外,还有数以百计的与中新社签约的摄影师。
然而,作为全社图片发稿中枢的摄影部编辑组,连同部门负责人加起来却只有6名编辑(签稿人),他们面临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本来平时值班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毫无调整余地,每逢有人生病或休假,其他人就不得不加班加点,但也尚可勉强支撑。此次遇到这种特大规模的突发事件,人手不足的问题立即严重凸显出来,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
地震发生当日,摄影部对图片编辑的值班班次和值班时间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单人班一律改为双人班,夜班时间大大延长,个人工作量比平时增加了一倍以上。令人感动的是,每到关键时刻,我们中新社人总能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奉献精神,前方记者如此,后方编辑也不例外。每天,他们既要废寝忘食地处理海量的来稿,又要与前方记者进行千头万绪的协调,并随机处置各种突然出现的紧急情况。
编辑组每天要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盘点当日报道,总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次日报道作出安排。主要是根据灾区形势的发展,提醒记者对报道重点做必要的调整,如搜救工作进入第十天时,被埋者生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报道中要体现这种阶段性变化。由于灾区的通讯中断,前后方的联系非常困难,电话打不通,就采取发短信的办法,把社领导的指示、新的报道意图以及最新信息通知前方记者,他们在新的地点找到信号开机时就可以看到。
最初几天,稿件传输遇到极大的困难,有时是因为找不到无线通讯信号,有时是为了节省海事卫星电话的电池,记者只能放弃正常的传稿程序,用尽量短的时间把所有照片一次性发送到摄影部的公共电子信箱,其中许多照片没有完整的图片说明。编辑们不得不一张张查找资料、补写说明,然后再一张张上传到采编系统。这不仅大大增加了劳动强度,而且导致夜班编辑无法与美国分社签稿人正常交接班,常常是工作到凌晨二、三点甚至通宵,才能处理完信箱中的所有稿件。在最紧张的日子里,有的人平均每天工作17个小时以上。
据统计,在震后一个月的时间里,摄影部签发的地震报道图片超过一万幅(其中对境外发通稿照片2300幅),接近全年发稿量的三分之一,而且其它各项工作并没有受到地震报道的影响。同时,我们在百忙中还参与主办了在境外(土耳其)举行的首个抗震救灾展览,参与组织策划了我社主办的“四海同心——海外华人华侨情系四川地震灾区活动”,并为出版抗震救灾画册和举办展览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以策划取胜
在数码相机、互联网充分普及和交通高度发达的时代,拍摄突发事件照片已经不是少数摄影记者的专利,一个新闻单位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必须在报道策划上下工夫。策划出精品,策划出实效,策划出独家照片。当然,突发事件的不可预知性,决定了任何新闻单位都不可能在第一时间进行完善的报道规划,但随着态势的发展而及时调整报道策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整体策划,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关于宏观策划,我社此次在指挥机制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即首次在前方设立了应急报道指挥部,为赢得这次重大战役性报道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为今后的特大突发事件报道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以下仅从微观角度谈一下汶川地震中的图片报道策划。
——题材策划:寻找热点盲区。
汶川大地震波及面非常广泛,各家媒体在报道人员救助这一共同热点时,必有一些被忽略的“热点盲区”,及时抓住别人一时没有注意到的热点题材加以报道,是避免题材“同质化”的法宝。地震报道初期,我社摄影部早早就把目光投向了卧龙的国宝大熊猫,经过一番周折,终于以领先国内媒体两天的时间差,最先报道了《地震中抢救国宝大熊猫》这一世界关注的题材,成为广受用户欢迎的独家照片。后来,我社摄影记者任晨鸣再赴卧龙、雅安,跟踪拍摄了“失踪大熊猫被找到”和“卧龙大熊猫转移安置”等照片,形成一组完整的报道。
再如我社记者贾国荣率先发出的“北川堰塞湖存在引发洪水危险”一组图片,也是利用了相对盲区而打了一个时间差,最早报道这一热点问题。其实,所谓“盲区”都是相对的,在新闻事件的演变中,会形成一个个阶段性的新热点,能够在新的热点刚形成时比别人发现早一点,就是成功的策划。
——角度策划:不忘自家面目。
国内各家媒体对汶川地震的报道,在关注共同热点的同时,又在报道角度的策划上各有侧重,因为读者不同,品位各异,这种策划必然带有浓厚的“受众意识”。作为中新社的摄影记者,我们理应特别关注与海外有关的报道题材,从海外读者的阅读需求来选择报道角度。第一拨摄影记者到达地震灾区后,摄影部反复向他们强调,在第一时间报道灾情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外籍和港澳台人士的行踪。我们率先发出了外国旅游团被营救转移等照片,并提示记者关注60名台湾游客被困的情况,可惜未能拍到。此外,外国救援队开展救助活动、国际救援物资抵达灾区等,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深度策划:用镜头深挖故事。
即使在汶川地震这种特大突发事件中,摄影记者也面临着激烈的“同场竞争”,此时的报道影像策划显得尤为重要。同样的题材如何拍出特色?如何运用摄影语言扩充报道的深度和广度?是影像策划中的重中之重。地震发生后第二天,针对发回的图片中存在的重面不重点的问题,我们在与前方记者的沟通中强调了“抓细节、抓故事、突出人情味”的重要性,从而扭转了浮光掠影式的泛泛报道。在后来的报道中,前方记者始终贯彻了这一策划意图,通过耐心地跟踪救助被困人员的全过程,拍摄到多个被困人员奇迹获救以及与亲人劫后重逢的感人场面,增加了图片报道的深度和分量。
——时效策划:当面抢到的第一。
网络时代,真正的独家报道已不多见,媒体竞争更多地体现在时效的拼抢上。在汶川地震的图片报道中,我社创造了不少时效上的“第一”,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一个“第一”来自策划:在所有媒体都预先知道的全国哀悼日报道中,摄影部出动三名采编人员,通过紧密配合,第一个发出了《天安门广场首次为普通民众降半旗》的历史性照片,上了众多门户网站的头条。
回顾这次汶川大地震的报道,所有的经验教训将被我们铭记。我们相信,下一次将做得更好。尽管不希望出现这样的灾难,但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
(历史资料)
探析新时代背景下的国际传播路径******
杨陈
【提要】2015 年中国将“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做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重要讲话。国际传播能力既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也是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大小的重要体现。本文拟结合近年来国内国际热点事件、中国新闻社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方面的具体实践等进行分析,探讨在新媒体环境下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现状,以及未来如何更好地通过国际传播进行舆论引导。
【关键词】国际传播 对外报道 舆论 走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国际传播能力既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也是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大小的重要体现。
一、国际传播的解释
国际传播是指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而进行的跨文化信息交流与沟通。广义的国际传播包括所有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往来行为。狭义的国际传播是随着大众传媒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信息全球化的逐步展开而兴起的,在大众传播基础上所进行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
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国际传播,都包括两个部分。由外向内的传播:将国际社会的重要事件和变化传达给本国民众;由内向外的传播:把有关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传达给国际社会。[1]
二、当前我国国际传播和舆论引导能力现状及成因
近年来,西方大国为了把持国际话语垄断权,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得国际事务发言权,都在努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力求在国际舆论竞争中赢得主动,从而提升本国主导或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在这期间,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但国际传播和舆论引导能力与一些西方国家相比仍显弱势。这主要受诸多内外因素的叠加影响。
外因方面,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媒体受对华政策、意识形态、国际利益等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在中国问题报道上存在偏差和失实,在某些问题上大做文章、“带节奏”,误导世界人民的认知。
内因方面也同样值得中国媒体反思。首先,中国尚未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传媒集团。西方的主要传媒集团均呈现出跨媒体、跨地域、多种传播业态发展的特征。2020 年公布的世界十大传媒集团排行榜中,美国独占 7 席,德国、法国、日本各有一家上榜。就中国而言,尽管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媒体均在大力推行传媒集团化发展,但还是以国内发展为主,总体实力有待提升。
其次是世界性新闻采编能力也有待提升。这主要受限于中国主流媒体在境外派驻记者站点的覆盖面。数据显示,目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拥有 190 个海外记者站点,新华社在境外设有 180 个分支机构。上述两家在境外站点覆盖面上虽属全球媒体前列,但受制于人员配备等因素的影响,在新闻报道时效、独家、深度等方面还有进步空间。
此外,由于中国媒体生产的新闻信息产品在海外的有效落地不足,也导致了我们对国际主流舆论的影响力还相对偏低。具体体现在部分媒体对海外受众在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把握不够,以及在国际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报道中媒体的原创率和首发率相对较低。
三、对国际传播及舆论引导实现路径的思考与建议
俗话说“酒香也怕巷子深”。历史经验和实践证明,国际传播能力弱小,就无法掌握描述“中国形象”的主导权,向国际社会推介一个真实的中国;无法回击国际舆论的某些蓄意抹黑报道,只能被“带节奏”,使中国的负面形象在西方传媒的渲染之下放大。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形势下,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既需要我们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展示于人,引导国际社会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也需要我们主动设置议题,回应海外关切,对海外舆论长期关注的中国经济形势、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网络管理、民族宗教、人权问题等不回避、不绕弯,引导国际社会历史地、客观地、公正地看待这些问题。
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舆论引导能力,笔者建议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小切口折射中国发展大时代
做好国际传播首先需要专注于内容建设本身,充分挖掘现有的新闻报道资源,引入情感的要素,在转变叙事口吻与传播语态的基础上,实现共情传播。
进入新时代,中国各领域发展突飞猛进。特别是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不仅迅速遏制住了疫情蔓延势头,还稳住了经济持续对外开放的大盘。中国不断擦亮经济高质量发展底色,引发境外关注。
记者在进行国际传播时应充分考虑海外目标受众的接受心理和接受习惯。在报道时应善于用事实、数据说话,以小切口来折射大时代,即“见人”“见事”,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发展道路、发展理念融入一个个普通中国人、中国家庭、中国农村和城市社区等的故事中。
笔者认为,在诸多经济报道题材中,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代表的“四新”经济,是讲好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故事的突破口之一。以中国新闻社近年来刊发的 “四新”经济相关的海内外电讯通稿为例,《中秋市场“它经济”: 生活仪式感催生中国宠物经济新浪潮》《宠物殡葬师、宠物侦探等新职业兴起 中国宠物经济催熟千亿市场》《中国都市女青年热衷借“宠”消愁解压 催热宠物经济》等涉及宠物经济、新职业等“新经济”题材稿件均在多家境外媒体落地。
近年来,小到宠物用品、宠物零食,大到宠物摄影、宠物旅游等,中国的宠物经济产业已延伸至方方面面。从全球来看,人均宠物数量与 GDP 呈现正相关。加强这方面的报道,从民众身边喜闻乐见的小切口入手,折射了中国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大时代。
(二)善用独特形象事件“借力打力”塑造中国形象
概念演绎、术语堆砌、空洞说教、满纸官话大话,是国际传播中的大忌。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利用独特形象、事件“借力打力”,通过对特定事物的报道,传递所要表达的价值观与理念,将更加“接地气”且达到被海外受众接受的传播效果。
在刚刚落幕的北京冬奥会上,“冰墩墩”一时成为“新晋顶流”,并引发社交狂欢。日本记者辻冈义堂多次在报道中安利“冰墩墩”,英国记者替家中 3 岁孙子追星“冰墩墩”,摩纳哥亲王希望带两个“冰墩墩”回家……
“冰墩墩”火爆出圈的背后,也证明了要做好国际传播,“选角”非常重要。作为北京冬奥会的吉祥物,“冰墩墩”的设计以熊猫为原型,极大程度降低了吉祥物的认知成本与风险。“冰”象征纯洁、坚强,是冬奥会的特点;“墩墩”意喻敦厚、敦实、可爱,契合熊猫的整体形象,象征着冬奥会运动员强壮有力的身体、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鼓舞人心的奥林匹克精神。[2]在西方文化体系中,相较于龙,熊猫憨态可掬的模样也更容易让大众接受,能有效地为中国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国际形象。
“冰墩墩”的走红,大大开发和利用了海外社交平台,使得冬奥会的全民参与度大大增强,以“冰墩墩”为媒介接触点的“参与——互动——传播”机制建成,成功营造着一个“共同在场”的体验氛围。这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国际传播理念的转变、叙事方式的转变,以及对受众群体的关注。
巧用事件报道“借力打力”塑造中国形象同样重要。2021 年,一群北移的 15 头亚洲象途经云南省 3 个州(市)8 个县(市、区),长途跋涉 110 多天、1300 多公里,顺利回家,全程人象平安。中外媒体在报道中,除了展现象群的迁徙过程,更多的是强调了沿途民众如何与象群和谐相处,如何为象群提供所需的食物、引导它们远离城市,中国在此过程中如何向民众普及保护知识和启动国家补偿机制。
据不完全统计,云南亚洲象北移南归相关有效信息超过 67 万条,参与报道的海内外媒体超过 3000 家,覆盖全球 19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网阅读量 110 多亿次。[3] 从后续国际社会的反应来看,人们在为象群的可爱形象和团结互助而感叹的同时,也纷纷赞赏中国在野象迁徙过程中对它们的保护。
此次云南亚洲象北移南归事件重点讲好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三个故事。通过巧妙设置外宣议题,提升对外发声“驾驭力”,全面创新的叙事语态也增强了国际传播的“亲和力”。
(三)实施本土化战略 “外”眼看中国
笔者认为,站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做好国际传播,寻求国际传播新路径,我们要打破以往的固有思维,即不要只考虑我们想告诉别人什么,而应该更多地考虑我们传播出去的内容的效果如何、落地如何。
中国新闻社作为以对外报道为主要新闻业务的国家通讯社,以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与中国有关系的外国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国际通讯社,多年来始终与海外华文媒体紧密联系,密切合作,通过多种渠道推动稿件及播发内容在海外落地,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不错的境外传播效果,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出去。
近年来,中国新闻社及旗下各分社也意识到仅仅依托海外华文媒体的力量还远远不够,且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在实践求变,实施本土化战略,更重视加强外国人在中国的报道,通过讲述这些外国人的故事,用他们的所见所思所想所悟来反映中国的变迁。
例如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曾采写《“不见外”的“老外”潘维康:向世界讲述真实中国》一文,稿件通过讲述厦门大学外籍教授潘维康在中国的故事,以一位外国学者的眼光展现了其亲身经历见证中国数十年的发展变化。这样的叙事方法,不仅让西方人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也让传播效果更具说服力。
中国新闻社广西分社近年来也通过我驻外大使馆等渠道,与柬埔寨、泰国等国家的主流媒体开展多期短期驻华采访活动。通过带领境外主流媒体实地探访中国,增进其对中国的了解,从而发表一系列于我有利的客观报道。
在柬埔寨项目中,每期参访的 10 余名记者、编辑来自柬埔寨国家电视台、巴戎电视台、国家电台、妇女之声广播电台、《金边邮报》、《高棉时报》、《柬埔寨之光报》、Thmey Thmey 网站等柬埔寨主流媒体,涵盖了电视、广播、报纸、网络。在为期十天的采访行程中,记者们先后到访广西、广东、江苏、山东等省份,采访对象既涵盖了政府、高校、企业,又走访了中国农村以及少数民族聚居区,多方面广视野地聚焦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和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之后,记者团成员从不同的角度,用柬埔寨语、英语等宣传报道了中国经济社会所取得的成就,在柬埔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舆论效应持续发酵。上述多媒体的集中报道,积极正面地宣传了中国,在柬埔寨国内掀起了一股新的“中国热”,为进一步增进中柬两国人民友谊,促进两国民间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这些报道,因为由更多境外主流媒体进行实地探访后刊发,则更容易为境外受众接受。
(四)寻找文化共鸣点 运用新兴媒体抢占传播制高点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是与生俱来的全球传播载体,具有跨越时空、天然落地的特点。在新时代背景下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舆论引导能力,我们应努力寻找东西文化共鸣点,运用新兴媒体抢占国际传播制高点。
例如视频博主李子柒,就是通过寻找文化共鸣点,借助影像的力量塑造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样板。2016 年才入驻 YouTube 的李子柒受到海外粉丝热捧。李子柒的 YouTube 频道订阅者高达 1700 万。他们对李子柒用视频展示的中国山水田园农耕美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将其誉为“东方美食生活家”。
笔者认为,李子柒爆红海外,在国际传播中取得良好效果给予我们以下三点启示:
首先,从传播的内容上看,在李子柒的系列视频中,中国元素满满,无论是传统美食、时令节气、传统节日、古风物品、乡间农舍、写意山水,还是古方造纸、传统纺织、特色马奶酒、传统手工酱油,中国传统文化贯穿始终。这些中国元素让其视频在西方生活模式占主流的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显得独树一帜,颇具吸引力。
其次,李子柒的系列视频很好地抓住了民众的情感诉求。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现代都市生活的快节奏让许多人更加向往恬静、远离喧嚣的田园生活。李子柒的视频恰巧破解了这种焦虑,视频中展现的慢生活填补了人们内心的渴望,治愈系的叙事模式和剪辑手法更容易引起海内外观众的情感共鸣。
此外,传播的载体和形式也很重要。李子柒制作的系列短视频在海外的传播主要是依托YouTube 平台。YouTube 是世界上最大的视频共享网站,传播范围十分广泛。短视频作为媒介的一种,播放简单、观看不烧脑、不耗时,在全球也广受欢迎。再加上李子柒的视频使用大量同期声以突显真实感,背景音乐多为洞箫、琵琶等中国传统乐器所奏曲目,极少有中文对话,所以即便没有英文配音,没有英文字幕,也不妨碍视频的海外传播。
综上,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媒体,要抢占国际传播制高点,在重视内容选取的基础上,还应尽可能拓展海外受众广泛接受的传播形式,适 时 利 用 Facebook、Twitter、YouTube 等海外社交平台进行传播。
四、结语
本文结合近年来国内国际热点事件、中国新闻社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方面的具体实践等,分析了当前我国国际传播和舆论引导能力现状及成因,并对我国国际传播及舆论引导的实现路径提出思考与建议。作为媒体人,未来我们在思考向国际传播怎样的中国故事的同时,更需要我们考虑的是用什么方式去进行国际传播,怎样讲好境外民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故事,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作者杨陈系中国新闻社广西分社采编中心副主任)
国际传播界·2022 年 第 7 期
参考文献 :
[1] 董璐 . 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 万千个 , 林存真 . 多重语境下的符号构建——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设计实践研究 [J].《艺术设计研究》,2021(03):68-72.
[3] 云南“大象案例”获评全国“对外传播十大优秀案例”:云南文旅发布,2022-02-13
[4] 中国网红在海外的传播学分析——以李子柒为例:《采写编》2020 第 6 期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